潘绥铭、黄盈盈 | 中国“性”变迁史：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
潘绥铭（左），195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研究中国的性现象、性文化与性问题，曾被媒体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性学教父”、“麻辣教授”。
黄盈盈（右），197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有性与性别社会学、身体研究、HIV/AIDS的社会因素、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中国人的性实践、性观念和性关系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性革命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一、“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性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
当时的许多人就已经注意到：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也就是所谓“光棍寡妇闹革命”。唯一一个结了婚的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派出去“跑单帮”了。在《红灯记》里更绝，干脆来了个“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啊”，连家庭都给革命掉了。
“革命样板戏”其实就是“无性文化”的宣言，是精神禁欲主义的楷模。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因为民间戏剧一直是上流社会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中国人进行道德教化的最主要工具。到了文革中，通过“革命样板戏”，终于把反性、反爱情、反婚姻、反家庭的思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如果说“革命样板戏”还属于正面号召的话，那么“破四旧”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货真价实的性的戒律与规训了。
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整个中国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红海洋”，都是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与革命标语，显示着革命的铺天盖地与不可逃遁。
人们的语言高度净化，除了红卫兵在革命口号里可以来点“他妈的”之外，就像1980年代的电影《老井》里演的那样，就连农村的瞎子艺人要唱点“酸曲”（类似如今的黄段子），也要请示党支部书记。
文字就更有意思了。195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也还有些许性描写，虽说最厉害之处也不过是“手伸进了她的裤挡”之类，但到1960年初时，有的删去了，有的不再版，只剩下《红岩》里写过特务说要扒光江姐的衣服。但这一是敌人说的，二是似乎没真干，所以文革中没大批判这一段。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连娼、妓、嫖、姦这几个字都没有了，更别说屄、屌、肏这些字了。
文革中，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最雄厚的人力资源”（毛主席语录）投入革命运动，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现出来。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文革是精神摧残，因此不仅不管真正的“床上事”与生孩子，而且源远流长的“惟生殖目的论”还在此时期内得以复兴与称霸。
最经典的例子是当时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笑话：某男结婚之后拒绝与妻子性交，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该妻子只好向父母诉苦。父母也无奈，因为当时谁也不敢说“性交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冥思苦想之后，岳父来找女婿说：“是的，你说得对，性交确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是，我们还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啊。”于是，性遂成。
这种“无性文化”的结果，每个中国人后来都知道了，那就是人口爆炸。
“无性文化”这个秩序当然可怕得很，因为任何个人的不轨都会被当成对全社会的破坏；但更可怕的是，谁真想破坏这个秩序也绝对办不到。毛主席语录：院校的裸体艺术课还要上；但这个最高指示却一直无人执行。江青到文革后期突然主张女人穿裙子并亲自设计，结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来以一国总理之尊，二号人物之威，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而且从1974年3月一直讲到临终。这就连当今的西方政治领袖也不大可能做到，但是又何用之有？因为他像是另一个张竞生，居然主张在中小学教室里高悬男女外生殖器的大挂图，还要彩色的！
“文化大革命”也使得男人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推迟了。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平均是在23.1岁的时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就被推迟到24.4岁，推迟了1岁多；而且一直保持到文革后期。
“文化大革命”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推迟。人人都知道，男人的自慰是一个非常隐私的活动，别人很难发现，更难以约束。同时，它又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活动，需要性幻想来刺激与辅助。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把“半大小子”们的“手淫”都给管住了。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是18.1岁；文革中的那一代男人则推迟到平均18.9岁；可是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男人却提前到17.2岁。
为什么要搞“无性文化”，因为性与革命的理念相冲突：
当局要革命者“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革命者必须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在人的生活中塞进别的什么愉悦。革命者必须永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们的精力。革命者必须最听话，性却常常给人带来想象的翅膀。革命者必须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革命者必须立场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革命者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性却使他保留了一块心中的“自留地”。总而言之，革命与性行为都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活动，因此，它们两个要么就是联手作战，使政治革命与性革命相辅相成；要么双方就只能分庭抗礼，斗得你死我活。
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观念与道德取向的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形塑”之：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争夺激情”。
二、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革命：“禁区变闹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一场“性革命”。
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也不等同于中国社会每个方面、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主要指文革以来）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性”发生了一种整体上的迅速变化。
性革命的最直接对象就是文革时期的性文化--笔者从5个方面来总结：
性哲学的革命，如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的破产，避孕与流产的合法化以及对同性恋等“性变态”的重新审视；
性表现的革命，即1985年以来各种性的书籍与文章的涌现以及与性有关的新词的出现，性用品店的普及，色情品的剧增等等；
性行为的革命，包括性生活中爱抚行为的增加，性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性生活满意程度的增加；
性关系的革命，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以及多伴侣性行为的代际增加；
女性的性革命，包括行为、表现（着装、身体形象）、观念与性自主方面的变化。
这里首先还是截取最为个人层次的性实践和性关系两个方面，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年和2006年对中国人的“性”进行的成年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所得数据为基础举例，从2000年到2006年这6年之间，“性的变化”也有了新的趋势。
首先，总人口中性行为和性关系仍在迅速变化。以多性伴为例，在中国20-61岁的总人口中，多性伴的情况从2000年的16.8％；增加到2006年的25.3％；年平均增长率＝7.0％；在婚姻（同居）持续期间有另外的性伴侣从2000年的11％上升到2006年的15％
其次，尽管在很多指标上，男性以及高社会阶层仍然是性革命中的领先人，但是女性的性、低社会阶层的性变化程度在加大。
1、性现象的更加公开化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
此外，隆胸手术、提臀手术、治疗各种性障碍与性病的广告，可以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反复播出，而且越是小地方的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与广告词就越直露。此外，这样的广告还几乎贴遍了街头巷尾与公共交通工具。
2．给更多的事物或现象赋予性的含义
这种情况已经广为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性乳房的文化意义，从过去的哺乳器官变成了现在的性器官。
3．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的性的方面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性感”这个词，从最开始的类似于骂人的“风骚”，到后来变成了恭维话；从最开始的类似于“有女人味”，到现在的“有性的吸引力”。
4．性的词汇日益增加
在这方面，新的话语已经足以建构话语迷宫：都市年轻人中，不仅仅是新的“性”的话语犹如雨后春笋，而且这些话语已经开始支配人的行为。
5．“性”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
在一些大都市的娱乐场所中，有些女青年敢于当众裸露自己的双乳，更多的女青年则是以“薄露透”的衣着坦然行走于闹市。在网上，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自我曝光，从日记到照片到视频。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性”作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某些意识形态。
性的消费化指的并不是性产业或者性服务，而是说：以前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地获得爱情，而现在你要获得爱情，就不可能不花一分钱。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性不仅仅成为了消费的对象，而且足以产生消费的需求与现实的市场。
性的消费化，在商家、传媒霸权与时尚主导的共同促进下，发展得非常迅猛，至少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满足“身体想象”：为了获得所谓的性感、“骨感”、风度、气质，相当多的年轻人不得不超额地消费；从“塑身”、美容到“包装”、“找派”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许多人都把这些活动解释为“求美”，但是如果没有“性”的诉求与色彩，大概这些消费不会如此发达的。
制造浪漫情景：现在谈恋爱，到酒吧或者咖啡厅坐一坐并不为过，一起来些娱乐活动也并不为过，因为那里的环境与气氛比较适于培养感情，可是这就要花钱，就要消费。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结果，在商业力量的“阴谋”之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19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青年在村口大树下，跟着最初的便携式录音机（俗称：半头砖）在跳迪斯科。那是激情崇拜。可是21世纪，都市青年要花几百元钱去体育馆里手舞足蹈地给歌星捧场，可是1990年代还可以看到的自发的“街舞”却消失了，变成了“的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
中国的传媒是一个怪胎，一切西方的“传媒学”都不适用。一方面，它的最优的社会功能――舆论监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它的最劣功能――“教化人生”――却得到畸形的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少了，另外一个就不得不多起来了。传媒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站上去看看，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于中国人对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我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但是在打击对象方面，已经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的追究与打击；在打击方式方面，已经放弃了“执法必严”，而是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这是21世纪中国“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党和政府“恩典”与“赏赐”的产物。所以，基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应该尚未真正成为现实。
*文章来源于爱思想网。本文摘自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